为什么女权主义再不用在乎公知了？米兔为证
端传媒8月1日发表纪小城《中国＃米兔大辩论：并非刘瑜导致撕裂，裂痕一直就在那里》 （全文见微博@纪小城7），从刘瑜的一篇非正式文章所引起的争议剖析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的价值立场。其中写道：
“中国的知识分子内部一旦涉及经济与社会议题，也理应存在相对应的、甚至更复杂的分化。因此，仅仅因为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反极权专制，就认为他们在政治光谱中处于同以位置，这恐怕是一个极大的误会，也低估了中国知识分子中意识形态的分化程度。”
我视这篇文章为其所称的“米兔大辩论”当中，试图就一些以知识分子身份反米兔的观点做学理式分析的典型，其出发点是：这些知识分子对米兔的“令人失望”的保守态度是由于其对自由主义思想的,不为另一些人所认可的理解所致。
我却有一些不同的想法。
我更认同网文《告别公知时代》的看法：
“……而右派又活在一个尴尬的情势里：从本质上，他们所倡导的理念是精英主义，是反大众和反平等主义。但在现实之中，他们又不得不和庸众站在一边。他们一方面以人民的名义来宣传自由主义的理念，同时，从根本上看，又是在潜意识里认同“乌合之众”，对群众力量心存戒备。……没人敢否认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但从智识和本能上，也没人敢真的相信人民群众。……宪政、法治、自由主义、凡此种种，曾经被一致认为是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
“在那几年，大家都愿意坐下来聊聊程序正义，是因为多少还觉得有协商的可能。但随着这一套方案在上层被否定，在下层则过于脱离群众，一个公知的历史舞台，已经开始坍塌了。”
以及孙旭阳在他公号文章中的定性：
“改良话语崇信权威和秩序，就必须消耗自己的伦理得分。长期的认知失调，只能通过自欺来弥补。……认为国家权力存在改良的善意和动力，这个判断本身，就足以让改良爱好者与显示和公众为敌。在以往，他们还可以通过抒情体政论来圈占流量和崇拜，随着人们生存状况的不断恶化，改良话语和改良公知内外交困，日益式微，是历史的必然。……从本质上来说，他们是一群依附于钦定党史的伪‘异议’者。”
这两则评论不足在于不能从女权主义的角度看公知传播史。
首先，这些拥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身份的人的反社运、恐女权的言论，和“自由主义思想”的走向，局限，分裂等等，其实没什么真实的关系。我认为如果还要把“自由主义思想”和这些人捆绑在一起做分析，近于还是认可他们用“学术“给自己做包装，纵容他们将对米兔和性骚扰受害者的攻击、诬陷粉饰为”理论之争“，以及，这些空降到社会运动中扰乱议程的“知识分子”拥有毒害舆论却不被揭穿的特权，因为他们是从‘自由主义思想“ 出发的。
无论是主动出击的刘瑜，还是消极抵制的贺卫方，都不是在做什么理论探讨，他们的发言也不具有任何学术价值。那些呼吁要和他们“理性对话”的人，是帮他们单方面设警戒。而我认为应该做的，就是通过揭露这些话语特权的真实机制而解除之，这其实已经是迟到的功课，但赞美米兔之证，让我觉得终于可以开始了。
现在回想起来，当年女权者对“泛自由派公共知识分子”（以下简称”公知“）不支持女权的发问，本身就是在那些人既有话语权的前提下产生的权力焦虑，因此带有不觉察的伪命题色彩，或者说是倒果为因。为什么这么说呢？
第二，当今世界主流思潮，恐怕没有不声称支持性别平等的。说声称太浅薄，其中每一种，都有女权主义者将之与女权主义建立共识，因此有自由主义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后现代女权主义……。并不存在一种公认的判断，指认某一种主义比其他主义更理应内涵女权主义。因此，中国女权主义者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特别期待和失望，必定另有原因。
第二，从理论的层面，也可以为左翼找出足够多的理由，证明他们同样理当支持女权主义。那么他们做得怎样？譬如《读书》当年曾发表过一些女权主题的文章，但也仅此而已，新左领袖才是真正的鄙视庸众，几乎不掺和中国现实议题，毛左是男权路数和女权全不相干。但是并不太有人为左派不赞助女权而扼腕。这进一步说明以上指出的“另有原因”。
第三，自由派（男性）知识分子当中也有表态支持女权的，虽然其能走多远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里只想先说，要自由主义思想——包括其中国版本，替某些人的反女权背书是不公平的。
比如，一个女权主义者也可能同时是一个反穆斯林分子并声称其反穆是基于女权主义。可是我们真的很难接受从女权主义内部寻找反穆的解释。更合理的解释是，这些人反穆是由于其他原因，虽然用女权主义做掩护。
而就泛自由派公知对女权不感冒，更直接而合理的原因，是他们的话语权不容他人挑战和分肥，置于拉自由主义做理由是后发的自我论证。对这些人的话语权的形成和维护至关重要的是曾经在相当长时间里既商业成功又道义昂然的泛自由派媒体。这些媒体报道的事件多样，但是能在其中发声的人却相当固定，多是些学者，和在媒体之间转圈的业内人。他们是了解审查制度的诤言者，擅长以小见大，从大小社会新闻迅速归结到体制改良。发表在这些媒体上的时评如同批量生产，日复一日，许多雷同，然而因为潜在的媒体垄断，读者只能看他们。女权主义者在这时候就有很多批评。不过真相之一是，没有人会因为被批评而主动让渡自己的权力。然而，从社会变革所需要的话语结构的角度看，公知式的、不赋权的正义论述是残缺的并且也实际被证明没有力量，我视2013年南周新年特刊事件为这种“道德文章”最终破产的象征性事件——愤怒的媒体人原来既没有真正下场的胆量，也不知道如何实操地去组织一个运动，有人为一个宣言的字斟句酌而久久争论，简直是有趣……。当空间紧缩，传统泛自由派媒体的依附和笨拙越发明显，最终沦落到现今，既不能提供见识也不能提供事实的境地。
第一代社交媒体——博客——扩展了这个圈子，一些在网上写作的人被吸收进去，例如刘瑜，她哥大博士的身份和高官家庭的背景为她预存了身价，但是这个圈子以学者和媒体权力为核心的话语权结构没有改变。而等到微博兴起，圈子仿佛又扩大，一些商人现身，江湖气更盛，但是，早期微博的主导权仍几乎是既有话语权的搬迁，似乎只是那么同一帮人换了一个地方而已。他们相互之间称兄道弟，相互提携，把酒肉情谊当成佳话来秀，实际是一种话语圈的结盟仪式和共谋强化。而他们与网民的直接接触，看似共处在同一个空间，其实却是虚假，网民更多是作为分母将公知的影响力可视量化，让他们比在传统媒体上更直接体会到自己的权力如何驱动和造势，只是在那个时期，社交媒体尚未商业化，他们还体会不到“割韭菜”的金钱快意。在这个时候，他们看女权主义，还是不屑，还是尽量忽视，而女权主义由于看到社交媒体的传播潜力，对这些公知有了更多的怨怼。
任何一个人不管其是不是女权主义者，要进入一个权力圈的关键都在于Ta能给其中人带来什么。例如刘瑜的”女神”扮演就是一种角色配置的新满足。很多时候需要带来资源扩充。如果既不能提供女性式的资源，又不能像男人那样发起强强联合的女人，怎么能为这样的圈子所接纳。而就女权主义的诉求而言，当其本身在边缘的时候，对这个圈子来说只是分薄其资源，分散其关注点——就某些“大问题“无限敲打改良的关注点，而什么是大问题之所以固定，因为那其实是公知和政府之间已经形成的共识。当然，更遑论女权主义总是让人不舒服——它没办法被温顺地直接”加入“到任何一个圈子当中。
所以，女权主义只能不受这些人欢迎。当然我这样说，对其中有些曾表现善意的人又不公平了。我指的是，当资源和权力已经建制化，就不太可能再那么容易开放。在圈内圈外资源和权力不对等的情况下，我认为讨论如何提高觉悟是没有多大意义的，而且我也有点遗憾，自己曾为提高体制中人的女权意识而做过那么多工作。不是说这种工作不对，而是性价比太低——很难在人屁股不动的时候就改造他的脑袋。
当微博被一次次清洗，公知被迫低调，真是很糟糕。然而，另一方面，这却是女权主义在社交媒体真正兴起的时候，心情有点复杂。以传播寡头为中心的广场被解散，从公知那里被释放和分散出来的话语权，在草根网民手里，用于爱国，用于娱乐八卦，网红经济，多少也有投入于女权主义的。这最终指向了女权主义传播动员的异常繁荣，逆势而行，直到2018。
在这中间，也有时候会和朋友一起感慨，公知衰落，对我们来说至少是少了一个掩护的力量，让我们如此弱小却直面大怪兽。但是，最终事实告诉了我们两件事情，就是女权主义终究是靠其本身的成长摆脱了边缘和孤立，如今天的米兔。以及，其实公知还是很有潜在的权力的，他们的网络仍然从高校和媒体跨越到其他行业，并且仍然维持着圈子文化——贺卫方就章文性侵事件，能说出来的就是两个男性好朋友反目令他遗憾。
这时候的公知真的已经不知道该怎么讲话了。在社交媒体以微博和微信配合的这又一个时代，面向大众的传播策略在激烈的商业化竞争中已经发展得非常精细并需要高度的情感投入表演，惯为人师的公知是做不到的。新的行动者和知识者，有自己的平台，寻求另类组织，不走圈子路线，没有维护这些老人的必要。当米兔激发起新的智识和道义，是公知衰落以后颇具规模的一次意外大爆发，不仅宣布了新一代的力量，也终结了公知之寡头话语权的正当性。
米兔，真的让我很受教益，不仅是它的成就，它所发出的声音，更是因为它的组织形态——多少参与者在其中得到了赋权。它解决了我几年间的迷思，让我更坚定相信力量和希望是在地上，在没有权力的女人当中。在这样的时候，一定要将焦点往下放——我指的是，所谓“知识分子”，和‘男性“一样，都应该是当下应该及时停用的自携特权色彩的标签，这和米兔是否需要其加盟没有关系，而是说，米兔的事实已经证明了它不需要被特权话语者所领导，也不应该被这些人所收割——最让人开心的是，就我感觉，也没人能做到。
而周濂的表演，却在此时又给我增添了一种标本。他发了一则信息回应我日前对他的指责，我附在后面。然而我要说的是：
所谓“极端女权者要对刘瑜采取极端行动”，纯属毫无根据的谣言和居心恶毒的指控，其最早是谁炮制的不可考，但周濂是此谣言的唯一传播者，所有人都是从他那里听说的。正是由于他的传播甚至渲染，才造成我的困扰，然而周濂的表现：却好像传谣不需要负任何责任。
周濂为什么会相信一个稍有“理性”的人都能辨别出来完全不靠谱的谣言？只能解释为就是这符合他恐女权的“非理性“想象，以及他利用其做戏能达到震慑批评的目的，而这也就是周濂所做的。
最可笑的是，周濂借机撒泼给人看，却声称其目的不过是要大家多“理性讨论”。可见其双重标准到了什么程度：他可以传谣闹事有理由，别人还得按照他的要求“理性”。他在我的列表里，就是又一个碰瓷女权者，以及巨婴——看他的感慨，什么叫“人间如此”？这种巨婴式的消极攻击简直令人骇笑。反正在我看来，人间绝不会成为他所诅咒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