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另类媒体所见证的中国女权运动
——女权之声的九年故事
我开始动笔写这篇文章的日子，是女权之声被删除半年零十天。是的，在过去半年里我一直这样计算着时间：十天，十五天，三十天，六十天，一百天，三个月，半年……。在它刚刚从网上消失的第一个星期，我心中充满亲人逝去一般的哀悼，每天都要在床上默默流一会眼泪。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好像看见她的身影渐渐远去，但她的灵魂好像仍然在我周围。的确仍有很多时候我会默念她的名字。
像亲人离去，甚至像自己一部分生命的死亡，而且眼睁睁地看着。我必须用第一人称写出这种强烈的痛苦，因为人们应该知道，言论审查，网上迫害，所造成的后果绝不仅仅是一些比特的消失，而是由真实的人所承担的心理与身体的伤痛。另一重要之事是阻止记忆被擦除，留存和继续传播已经创造出来的财富，而这才是我写这篇文章的真正目的。
2009年9月我作为唯一的编辑创立女权之声，当时它的名字还是比较含蓄的“女声”。当时我是一名已经辞职几年的记者，积极参与民间妇女组织的活动，并持有传播行动主义的理念。我这样写女声的介绍：“……展现批判性的社会性别视域，希望以传播促进中国的民间妇女运动。”
当时女声是Doc文件格式的电子杂志，通过邮件订阅发行，也与几个网站合作提供下载。其内容则是围绕每周社会新闻和女权行动的述评。就形式来说，无疑这份电子杂志是十分简陋的，它没有资金来做设计，而我也认为样式并不重要。不少人曾建议我将文件转换成PDF文档，以显得“高级”一些。我拒绝，因为大部分读者的电脑上并没有PDF阅读软件。从那时起女声的传播理念就是，用最便宜简易的手段，将信息送到读者所在的地方。
另外一个理念就是读者的参与。当时我每周有大约1000名固定读者，其中不少人通过阅读这份电子杂志寄托他们对女权运动的热情。我恳请他们提供选题和观点，刊登他们的来信和投稿，也用最简单的方式采访和汇编他们的见解——例如在除夕的晚上用手机群发短信的方式来完成一个针对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快速调查。更依赖他们去做进一步的传播，转发给他们的家人，朋友，同学，学生……。
其中一位读者的母亲看了女声的文章，大为惊讶，她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文字。在那之前，女权传播在中国相当学术性和小圈子，女声第一次让很多人看到，女权主义的思想可以如何尖锐与深刻地介入中国当下社会现实，见人所未见，提供批判性的另类知识。从那时起，女声就无意生产“经典”和超越时空的论述，而是更愿意和它的读者一起追求对每时每地，身边当下发生的议题和事件的认识，但又希望它的每一次解读都能连缀起来，帮助人们持续深入理解和发掘女权主义的中国进行时。
只凭一份电子媒体的简单运作，没办法实现组织妇女运动的目的。不过，通过女声的发行，我接触到一些向往女权主义的青年，她们不少人是独生女，受过高等教育，生活在大城市，不仅是不情愿过循规蹈矩的生活，更不愿对普遍存在的性别不平等轻易容忍和服从。社交媒体在中国初兴，2010年4月女声在新浪微博建立站点，最初只是发布自己的原创内容。2011年４月在读者的建议下，女声微博改名为“女权之声”，成为中国社交媒体上第一个以“女权”命名的公共平台，从这时候开始，女声运营转向以社交媒体为核心，借助微博的网状结构，开始建立和协作一个女权主义认同的网上社群。
那时候，“女权”两字在中国还甚为禁忌，或者不知其所云。我曾在新浪遍搜以“女权”为标签的陌生账号，没能从中发现任何同道。当女声亮出“女权”的旗号，朋友们也担心是否会将人吓走，然而其实相反，这是女声真正大发展的时期的开始，它的发展与微博公共讨论的兴盛同步，但又有相对独立的脉络。
2012年2月情人节，在女声的策划下，一群青年行动者在北京城中心组织“受伤的新娘“公开活动，呼吁制定反家庭暴力法。这是中国青年女权行动主义者的第一次公开亮相，带来中国民间女权运动以青年为主体的一次显著的战略性更新，也是女声将线上传播与线下组织配合新的策略的开始。十天之后，一个名为”占领男厕所“，要求公共厕所改善性别比例的公开活动获得了中国传媒的轰动性报道，并登上新浪微博每日十大热门。然而迅即这一关键词就在微博被禁止搜索，女权主题在社交媒体的兴旺，从一开始就伴随着与审查的搏斗。
2012年6月，上海地铁运营部门一则关于性骚扰的评论，引爆一场关于性骚扰的大辩论。6月24日，一群志愿者在上海地铁内摆拍展示他们的观点：“我可以骚，你不能扰“。照片通过手机私信传递，并通过女声账号发到微博。这一大胆的宣言行动引起极大震撼，令辩论达到高潮，争议之中，性骚扰第一次成为大范围的公共议题，由此写下中国青年女权运动介入这一议题的起笔。通过对这一次大辩论的回顾，我第一次觉察，有效能的传播行动主义策略，必定意味着对主流话语场的勇敢介入，意味着发起公共辩论和提高能见度，而这些又都一定会联系到对社群的组织和动员以及持续的集体提高意识。早期女声提倡另类思想，而从这时开始，实际上它的主张变成了保持另类和介入主流并举，但一定要以公民赋权的方式。
从2012年到2015年，中国的青年女权行动主义者通过实施激进的直接行动制造了许多新闻事件，其直接效应，除了促使一些政府部门在公众关注下做出一定的政策让步之外，更重要的是初步实现了女权主义在舆论场中的脱敏，提高了女权议题的公共认知度，建立了行动主义的核心社群。女权之声是这群年轻人在社交媒体的代言人，而此外，她还始终努力扮演互联网上既引领和协调社群，又对外发声的角色，既通过每日持续的女权讨论提高女权社群的共识，又希望向主流社会发出强有力的倡议。这始终都不是轻松的任务，当时中国微博模仿推特，限制发布字数为140字，在这极度有限的范围内如何字斟句酌，精到而周全地表达，我和我的同事曾经耗费过许多心思，也有过不少争论……。
社交媒体时代，最大的诱惑和压力就在于粉丝数。从始至终，女权之声都是中国互联网上读者数最多的女权平台，要维持这个骄傲的记录，保持粉丝数不断增长，但另一方面，这又绝对不能成为我们的单一目标。我曾无数次告诫年轻同事，不要煽情，甚至不要抒情，坚决保持冷静。在我看来，耸动的情感，和很多操纵受众的小技巧一样，都是在利用读者，令他们不思考，因此在路径上是反女权主义的。
甚至，我们不是在做媒体，我指的是，我们的真正的目的并不是让更多人看到我们，而是让更多人加入改变中国社会的行动，因此对我们来说，传播只是组织和动员的一种过程。这其实是另类媒体与大众媒体的最大区别，我们是社会运动内部与前沿的核心促动者。
使用社交媒体，就意味着必须要对付平台通过技术手段所做的种种精细设置。很多这类设置的目的是为了增加流量，而代价却是用户的困扰。例如，在相当长时间里，微博用户都很难像推特用户一样以“拉黑“和”屏蔽“功能来避开骚扰。而更重要的是，审查手段日趋严厉，并发展出多样和微妙的层次，人们在微博是如同聚集在广场，但每个人又都困在看不见的笼子里面。在这种困境下形成的自我审查令人疲惫，言论的边界在哪，越界的代价是什么？没有人知道，却不得不评估。回想微博几年，令我自豪的是，我想不起来女权之声曾有哪次因为害怕审查而不发本该发的内容。有一次，学者艾晓明写了一篇关于一位狱中女性人权捍卫者王荔蕻的文章，那时我们的确斟酌过其风险，然而我的决定是：我们不能因为害怕删号而禁忌言论，何况删号和王的遭遇也不算什么。……那篇文章后来被微博删除。
为女声工作的那些日子，好像从未有过什么休息，也从来都没有摆脱过觉得午餐盒饭太贵的窘困。所日夜惕厉者，只是这一份事业，读者，青年们，中国的未来——觉得自己因愿意负起责任而重要。还有我的年轻同事，怀着对女权主义的渴望慕名而来，然后骄傲于女声未让她们失望——我不知道就“做百分百的女权主义“这件事情上，我们成功了多少，至少在我看来，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奉献于这个目标。
2014年，女权之声达到它的最盛，拥有网站及微博、微信、豆瓣（一个专门面向青年人的网络社群）上的多个账号，并开发系列视频节目和独立纪录片。在线下，它支持一个每日开放的民间活动中心和一个女权戏剧的开发及演出，并与全国各地的青年女权主义者、NGO、性别研究者保持联系，每年在各城市的大学和社区做数十场公开讲演。
然而在这时候，中国的社会环境已经日渐紧缩.自由派知识分子曾经占据大众媒体和社交媒体思想领袖的位置，使主流舆论带有异议色彩。2013年习近平上台之后言论审查与刑事迫害并用压制公民言论与行动，而同时又前所未有地深度操作社交媒体，主导和操控网上风尚。2013年8月，“吃包子“事件在北京上演，习主席空降一家平民包子铺，表演亲民姿态，由声称为普通网民的账号将现场照片直接发布到微博，一改中国领导人以往传播的傲慢与封闭，这实际是一次占领互联网的顶级垂直操作，其用意深远：互联网将不再是所谓“法外之地”，相反却将成为威权施政的中重要场所。
空间从来都不自由，空间正在消失。2014年中国政府抓捕了将近1000名人权捍卫者。而中国的女权运动，正处在一个兴奋而焦虑的峰值上：从2014年下半年起，社交媒体不再需要依靠核心行动者的策动就能够自发制造女权主题的大型辩论，显示一个令人惊喜的广泛女权社群正在形成，而另一方面，核心的女权组织者不断遭到骚扰和警告，包括女权之声。这两种现象并存，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紧张。2015年初我对一位同伴说：
“圈外的人会因女权主义的进步而欢呼雀跃，圈内的人却会感到越来越有压力，……政府已经看到女权运动的动员方式具有的颠覆性和组织性，所以已经锁定了当中的部分人。“
2015年春节，女权之声发起抗议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性别歧视的倡议。从微信朋友圈召集来的志愿者们在几天内密集制作了大量的信息，不断策动传播，终于突破舆论封锁，令诉求成为网络头条。然而代价是女权之声遭遇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审查，很多帖子被删除或屏蔽。这也是2015年3月“女权五姐妹‘案前中国女权行动的最高潮。
2015年3月5日我到纽约参加一次联合国会议，计划停留两周。第二天，五名青年女权行动者在北京、杭州和广州被捕，直接原因是她们计划组织一次反对公交性骚扰的倡议活动。这就是历史性的“女权五姐妹”案，女权行动第一次在这个宪法标榜“男女平等‘的后共产主义国家被犯罪化。37天后五姐妹获得释放，然而青年女权行动主义者、民间女权组织都感到了恐怖。此后，许多线下女权活动被迫取消，大众媒体也开始几乎不再报道民间女权活动。
尽管在案件期间遭遇紧密的侦查，但女权之声幸存了下来，尽管被迫缩减了团队规模，关闭了活动中心，并且几乎不再组织公开活动，但是它仍然维持了在微博和微信这两个最重要的社交媒体平台上的账号，并继续保持原创内容的密集发布——虽然其中许多很快就会被删除。然而，由于办公室和工作团队遭到持续的监察和威胁，女权之声的运作转向低调守成，甚至将维持其自身的存在视为斗争本身。
值得欣慰的是，在这一时期，微信账号的运作显示出更好的成长性，微信是由腾讯公司开发的垄断性的手机社交应用，微信公众号推动给订户的较长的文章可以方便地转发到社交圈，但是不能在公开互联网上查阅，交互性也不强。有人说微博是广场，所有人都可以远近相互看见，微信公众号就像小巷，只能聚集有限的同道。因此微信公众号不适用于广泛的运动组织，却适于连接一个紧密的的社群。在微信这一阶段，女权之声从微博的较零散随机的发布重新回到了深度评析，并且在评论区聚集读者许多真挚精彩的女权讨论。
在微博，女权之声的相对影响力下降，原因之一是有许多其他女权账号活跃，这些账号更关注女性的日常生活，做个性表达，虽然未必是那么行动主义取向的。遗憾的是，女权之声仍然是靶子。 2017年2月，由于发布美国女性大罢工的消息，它被微博禁言一个月。编辑部决定将这一个月当作特别发声的时期，通过微信发布了许多回顾女权行动主义历史的文章，并且收集了中国大陆、香港、全世界……的几百张声援照片。在禁言结束女声微博回复运作之时，编辑部发出感谢信：
“女权主义进一步走入大众与国家视野，同时也不断面临着新的形势与挑战。我们想要感谢的，不仅仅是你们在女声遭受危机、质疑时的关心、支持与不离不弃，更是感谢你们在种种也许并不安宁的生活中，仍然坚定地与女权主义站在一起。……坚持下去是我们的使命，但对于你们来说，这一切都是更加美好、令人感动，同时也更加不易的选择。“
然而，接下来却是焦虑或烦躁的一年。2017年5月，全国妇联的负责人在一次公开讲话中指责“西方敌对势力……积极兜售西方的‘女权主义’‘女权至上’，有的打着所谓的‘维权’‘扶贫’‘慈善’等旗号……”，全国妇联在意识形态宣传方面其实基本是传声筒，这种将女权主义和“西方敌对势力“这一已经被意识形态审判钉死的政治假想敌挂钩的设置，与其说是全国妇联的发明，不如说是一种主导话语模式的镜像，而这种以暴力镇压为后盾的话语为种种反女权主义提供了庇护和授权。于是针对女权主义的攻击满天飞，甚至滑向最荒唐的谣言也没关系，例如沙特资助女权之声。攻击不但消耗了女权者本应该用于帮助女性的精力，而且其所制造的恶意环境令女权支持者沉默，恐惧和相互隔离。
2018年1月，米兔运动开始在中国兴起，女性尤其是年轻女性长期积蓄的对性骚扰的愤怒终于爆发。几乎一切都发生在互联网上，因为线下很难活动。此时女权之声的定位只是传播支持，但当“有关部门”试图为运动的组织者定罪时，被瞄准的并不是走在前沿的青年活动家和学生，而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女权之声。2018年3月8日深夜，女权之声在微博被销号，原因是“发布敏感违规信息”，几个小时后，微信账号被以同样不知所云的“违背有关法律法规“的理由被封禁。此时女权之声在者两个平台共有25万粉丝，它的记录永远停在一天内有8万人访问的最后一天。
2018年3月9日，微信指数显示“女权主义“关键词的曝光量显著提升，显然与女权之声被封有关。然而十天之后，一个阅读量巨大微信公众号，其日常主题完全与女权无涉的，却突然发出一篇长文，指责女权之声牵连“卖淫犯罪集团”、“境外反动势力”。这篇十分耸动的文章很快就在网上获得上千万次的阅读，然而，女权之声的反驳声明，却在仅有4000次点击之后就被删除。与此同时，女权之声的法律维权行动，读者写来的声援文章，制作的图片都被大量禁止发布，一批声援者被销号，微博甚至一度禁止用户使用女权之声LOGO作为头像。
在这之后，中国互联网上“女权主义”关键词的曝光量骤降，显然人们都得到了一个强烈的暗示，就是女权主义是“不受欢迎”和应该被禁忌的。这是自2015年以后的再一次针对女权主义的战争，然而这一次，手段不再是刑事侦察而是网络围剿，其目的是抹杀女权主义者的社会贡献，切断我们的社群网络，取消女权行动的合法性，并将我们赶出公共空间——我们在过去几年一直都在努力开拓的。
那时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很多人可能都无法理解女权主义有何’敏感‘可言，我也曾经一样。无论其参与者有什么个人观点，中国的女权运动没有政治反对议程，而且始终更关注经济社会文化权利而不是公民政治权利，所倡议的政策和文化改良也不触动政治权力的核心。然而，红线并非由我们所设。后来我逐渐理解了，有另外三个因素不得不考虑，第一是，女权主义终究是在批评和问责。第二，任何显示出具有社会组织力和动员力的力量都会是被禁忌的，无论其诉求是什么。第三，当公共空间坍塌，女权主义也无法做完卵。当种种带有异议倾向的思潮都被清除，最终必然会轮到女权主义。……今后我们还可以做地下的、头脑中的、孤立的，女权主义者，但不能公开宣讲和倡议，潜在的社群也将无法和我们联系。“
那时我说：“我们除了反抗之外，真的没有别的选择。”但如何反抗？我感觉自己像被扼住喉咙的人。
在那最痛苦的时期，无限感激朋友们的陪伴和竭诚的支持。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我都未曾谋面，其实，只是我们的读者。但他们为女权之声而创作的图片，文章，漫画……他们所遭遇到的一次次删除，所牺牲的那些账号，都属于最珍贵的友谊。我越发体会到，不是什么领导者的智慧，而就是这许多“普通”的女权主义者以大量的无酬劳动所做的付出，相互间的给与，志愿的传播，对审查的接力式抵抗，才令运动可持续和有能量。另外，其实也正是通过他们的记述，我比以往更深切地认识到，原来，女权之声对大家是那么重要。她们回忆当年怎么找到女声，从台式电脑的时代开始，高中时开始，每天都看，保留她的文章。有人说，她是最好的朋友，有人说，她是生命，有人说，她没有了就像最崇拜的歌手死了。我当然还不会把女权之声和明星相比，只是，在这女声离去的时候，我意识到了女权主义知识生产和传播的终极意义，那就是诉诸于人——。
生命的一部分死去，另一部分还要努力活下去，这就是社会运动者的责任。我将永远哀悼女权之声，它如此美好的名字，它承载了那么多人的热情，执著，信念与爱的经历，为它骄傲而伤感。我也将守护女权之声所创造的财富，努力让历史不会被遗忘。但无法停在这里。重点是，事实已经证明，可以被封杀的只是女权之声，而不是女权运动，在女声被封一个月之后，中国的米兔运动掀起了新的波澜，到2018年８月形成一个前所未有，震撼社会的女权大潮——即使“女权”两字并没有被高亮。我感慨说，在2012年我曾经以为我们发起了一个运动，2015年我以为运动即将失败，2018年我才意识到运动刚刚开始。此时运动广大，却并不再有核心的领导力量，但这并不意味着不需要具有责任承担的得力传播者、组织者、培训者。所以，当这篇文章写完的时候，我们已经开始追寻下一段运动的节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