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上的火，地下的火
我将要用“激进”关键词串联我的介绍，我将围绕这个词来讨论新兴的女权运动的策略选择，以及它因此而激起的不同看法。我还将使用其他几个关键词。
在2012年年初，一些人组织了一个“占领男厕所”的活动，这个活动的目的是为了抗议公共厕所的空间的性别不平等，因此参与者表演性地集体暂时占据北京街头的男厕所，并邀请媒体围观。然而从那时起以“激进”为关键词的争论就开始伴随这群人，问题是：非得这样做吗？这样做是不是太激进或具有冒犯性了？
虽然过去30年间有所松动，但总的来说，中国仍是一个总体性的社会，政府有权管理和决定一切。厕所问题虽小，背后却是国家一级的建筑政策。实际上很早我们就认识到这个问题的存在，我自己就公开写过好几篇文章来讨论它。但是我从未收到过任何反馈。那么，如何促成变化？看起来，只有在不得不变化的时候，变化才会发生。那么就必须创造不得不变化的条件。
所以我刚才提到的那些人，就决定采用某种“激进”的方式来促进变化，其策略的逻辑是：呈现问题，发起舆论，制造压力，从而促进政府让步。而为了吸引公众和媒体的注意，她们在公共场所实行戏剧性的公开表达。
“占领男厕所”是第一个成功在中国社交媒体上成为热门话题的女权行动。在这个活动的下一个月，记者们发现，连召开国家级议会的地方——北京人民大会堂，女厕所都不够用。在这活动的第二年，一些大学将教学楼里的男厕所改造成女厕所，然后，一些地方，乃至国家建设部，开始规定要提高女厕所的空间比例。
所以这就是“激进”策略的第一个直接成就：它能强迫人们乃至决策者承认问题确实存在，并不得不做出变化。
在2012年6月，在上海地铁里，为了抗议地铁管理部门对反性骚扰的麻木不仁，另一些人实施了一个活动：我可以骚，你不能扰。两个女孩在地铁车厢里使用PAD展示这句话，并用手机拍摄照片和发上社交媒体。大众媒体基本沉默，因为媒体还是禁忌“骚”这个词。然而在那几天之内这个事件导致了网上风暴般的讨论。一方面，支持的人们开始在网上相互结识和联系起来，但另一方面，许多人也说“骚”这个字真的是太过分了。当时有一个媒体做了一个网上调查，显示只有20%的人支持这个活动。但是，在当时，这个比例真的让我惊喜：中国的人口基数是这么大，能得到20%的人支持，那数字已经够庞大。
这是一个有趣的发现，即：所谓“激进”并没有把人吓跑。相反，它召集了前所未有的同盟。这就是“激进”的第二个成就，它让人们觉察和做出选择，然后可以走到一起。
我想这都关系到VISIBILITY和DEBATE。我想进一步用女权主义对公私二分的讨论来阐述。有些事情属于公共领域并可见，而有些属于私人领域，不可见，不被讨论，并且分散和孤立。女人和女权议题就属于后者。她们上厕所或不被性骚扰的需求，都被认为是她们私人的事情，不是公共事务。我的组织追踪媒体如何报道妇女问题，我们的发现是：中国的媒体上并非充斥性别歧视，而是相反：媒体很少犯错误，因为他们几乎不谈妇女问题。这是一个否认女性权利的第一战略：不看，不说，使女性权利不可见。
相应地，女人在心里和在口头上都是沉默的，我的意思是，她们的需求不但被社会否认，也被她们自己所否认。因为她们没有机会学习和演练将她们的生活权利化的语言——女权主义的共同语言。
当这些人以超出常规、打破秩序的手法获得了能见度，随之而来的辩论中，大部分观点是反对和不同意。然而，辩论越大，能见度越高，从这个角度说，有人争议永远胜过无人理睬。而且，我们获得支持者的机会也越多，而参与者也获得更多提高意识的机会。只是，这意味着我们走出了安全区。要知道，中国的互联网上充斥着厌女症和暴力语言，性别的侮辱是干预公开发言的女性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被骂，是非常不舒服的体验。
然而就在这样的过程中，卷入的人越来越多，动员得以可能，因为动员的前提是有一定的人群基数。媒体和公众开始承认，妇女权利是一个重要问题，而且，女权主义也不那么可怕，这就是：脱敏。
我亲历和目睹这些人现身众人之中，走在前沿，迎接争议，开拓出她们身后的空间。她们大多数都十分年轻，充满对生活的渴望，在忍耐压迫和不平等方面相当没有耐心。她们几乎是狂热地信奉女权主义。她们结成了一个具有亚文化色彩的行动主义社群。在2012-2015年中国许多与女权相关的热点事件背后，有她们的工作。
这个社群可以说是应运而生，她们要求中国停止以性别平等为代价的发展模式，补偿妇女的权利缺失，同时也要求纠正从上而下的治理模式，她们是女权主义自治的创新实践者。她们并非老一代女权主义者的继承者，但她们始终在不断学习。
她们对广泛的公民反抗十分好奇，但她们自己并非政治反对者。她们的激进从未走向这两个方向：政治反对和暴力化。她们具有激进主义的另外一个普遍特点，即正义与道德上的强烈骄傲，但并没有走向孤芳自赏、脱离社群，因为争取更多人支持始终是她们的目标。
2015年年初这群人的影响力达到了顶峰，2015年3月，她们当中的五人被拘留，这就是所谓“女权五姐妹案”。因为计划反对性骚扰的活动而遭到拘留，这显然是荒唐的。其实政府对反对性骚扰或女权主义并不感兴趣，他们预警的是人们的自我组织。任何自我组织都具有公民不服从的属性，因为政府不欢迎、不允许除它之外的权力成长。案件是中国政府紧缩公民社会的一个方面。在此后的一年中，组织化的活动遭到了比以往多得多的监控和制止。
然而中国的“泛女权主义”却在发展，这在相当程度上应该归功于女权行动主义者早前的工作，但当行动主义的锋芒被剪除，“泛女权主义”却仍然继续活跃，这是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原因是，这一种泛女权主义不再具有组织化和问责色彩，并且更进一步远离了政治反对。我的意思是：其针对父权制的观点或许仍然是激烈的，但是，并不聚焦于什么目标，尤其不针对政府，因此政府并不那么在乎。
中国的公民社会变得去组织化和地下化。女权行动主义仍在坚持，但不再风头无两，而是贵在坚持，她们经受着从高峰降落的滋味，有些人感到抑郁、耗竭和失落。她们曾经成功地放大了自己的力量，而今，她们真切地意识到政府仍然无比强大。每一个新的人权案件的发生都在说明这一点。
在这样的时候，我们必须认识到，运动不可能一直都走上坡，但不能马上成功绝不等于失败。我的意思是，我们必须放弃对快速成功和媒体效应的贪求。在这个前提下，激进的行动主义与广泛的女权主义社群如何结合起来？这是当下需要破解的课题。如果没有后者，前者就没有根基，但如果没有前者，后者无法形成真正的改变力量。如果政府就是想切断这两者的联系的话，那我们就要坚持联系。我意识到行动者们迫切需要新的、全方位的技能，并下决心深耕女权主义思想。要做地上的火，也要做地下的火。但是，我现在无法说出新的策略具体是什么，它只能在过程之中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