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临险境
——“中国青年女权行动主义影像展”开幕讲演
我想从2015年1月28日的一封电子邮件说起，那封电子邮件是对我和发信人的谈话的整理。其中写道：
“女权运动在中国似乎快到了critical mass‘临界点’，就是从量变到质变的临界点。……中国女权运动的春天可能快来了……。但是，这个临界点也是一个双刃剑，圈外的人会女权主义的进步而欢呼雀跃，圈内的人却会感到越来越有压力，这个压力最主要是来自政府的压力，政府已经看到女权运动的动员方式具有的颠覆性和组织性，所以已经锁定了当中的部分人。
“所以这个时候更是关键的时候，我们要尽可能地争取更多人对女权主义甚至女权行动的认同，让我们的经验更加具有可复制性，被更多人所参考，这样以来，即使我们一不小心被打压了，机构可以被打压，但是人们的思想已经被女权启蒙了，政府是打压不了这种思想的。结论就是，我们要争取不当炮灰。”
时间倒推到2012年2月14日，情人节。在中国北京最繁华的城中心街头的寒冬，现身三个身穿婚纱的女孩，她们的婚纱上涂抹着“血迹”，她们手举牌子提醒人们要反对家庭暴力。这是“中国青年女权行动派”的第一次公开亮相。
这个活动的地点是在北京城区最中心的位置，前门大街，紧邻中国的政治中心天安门，曾以北京本地文化传统而著称，后来又被改造成一个专门面向旅游者的商业区。这是一个在政治、文化和经济方面都具有象征意义的地点。在这个地点上这些年轻人所发起的抗辩，也是同时针对这几个不同的面向。
而她们所提出的反对家庭暴力，本身就是能触动到这三个角度的议题。这个议题在中国已经有十多年的工作积累，和很多其他国家的妇女运动一样，中国的民间妇女运动非常重视家庭暴力，并且围绕这个议题组织了曾经相当大规模的联盟。但那还不能称为运动，因为运动是大规模的身体性的集结。中国的民间妇女活动是由知识者最早开拓和发展的，她们为其付出很多，但如何到达更广泛的普通民众，却是瓶颈性的问题。另一瓶颈在于如何理解国家与妇女权利的关系：希望国家履行其保障权利的责任，却可能忽视一点：国家的统治本身就是极度父权性的，且缺乏合法基础。然而当我们向国家游说，希望国家在妇女权利的议题上实施局部正义的时候，却因边缘和无力而得不到足够回应。
所以2012年2月14日的这次活动，是一次Come out。这几名新娘都非常年轻，她们通过书本和互联网接触并认同了女权主义，她们结识了NGO并成为员工或者志愿者。她们对性别问题有强烈的体验，希望能做些什么。但她们几乎不拥有什么社会资本，不是学者，不是资深人士，不能走早期活动家的路，没有机会去向政府磋商建言。但她们能不能以她们自己的主体性去发出自己的诉求呢？这就是这次活动：让人们看到，年轻人所提出的问题，向社会，尤其是向国家。而且为了让人们看到，她们寻求戏剧性和画面感，她们穿上了带血的婚纱——让人们“不得不”看见她们。
所以这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关于Visibility的故事。第一，她们要人们不得不看到这个议题，第二，她们要人们不得不看到这群人。所谓看见议题，不仅是让妇女权利走出小圈子为人所知，更重要的是为人知就意味着,权利被接纳成为公共议题，社会都承认它很重要，不是女人的事，私人的事。接下来，是因为大家都认为此事重要，政府不得不有所回应。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非常重要的就是传播和媒体，因为能放大无名者的力量。所以你们看到，她们的所有信息都浓缩在一张照片上了，而且大家看到照片，不用说明就知道它是什么。这是最容易传播的。
在那之后，这些年轻人在中国各地做了很多的活动，因此积累了海量的照片。而“受伤的新娘”的形象也在不断被复制。当然，可以说这都是表演，制造影响力。所以问题是：拍着照片发到网上，问题并没有被解决啊。但要知道在这些照片背后，跟进地，这些年轻人也做了很多的工作，例如她们会写公开信。2012年她们征集了1300个签名支援一个家庭暴力案件，到2013年她们已经能征集1.3万个签名要求通过家庭暴力法。这是中国在这个领域中迄今最大规模的联名动员。
对这些年轻人和她们的支持者来说，那是一段激动人心的岁月，但是同时却始终心怀忧惧，因为，从一开始，警察就始终在监控和阻止她们的活动。中国是禁止示威和集会的，对人们在网上发布的言论或者私下的电子通讯，政府有不受限制的监控权。因此，公民社会的活动始终是在周旋，但周旋能不能成功，并不取决于我们自己。
照片并不能反映出创造那个时刻时所经历的惊险。我的一个年轻朋友曾经说，当她在活动中，看到警察，她的两片阴唇都吓得抖动。是的，这就是她们为了自己的国家而承担的。
曾经，我自认为认识，或者至少知道中国所有的女权主义者，可见那时候圈子有多小。后来我认识了这些年轻人并意识到一个新的女权行动主义的社群正在兴起。接下来，是因为她们不断地投放事件和话题，成功地占到媒体的版面和人们的注意力，也令更多人意识到，私下的哀音变成公开的怒吼，是重要之事，而且，当你尝试，会发现改变比预想中可能更容易。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加入，乃至自发地愤愤不平，尝试自己去做些什么。这就像死水被投入石子，再投，再投，震荡开始酝酿。这就是开头所说的，临界点的预期。
然而此时正是中国政府缩紧公民社会空间之时。我认为政府对女权主义并没有兴趣，重点是，它不希望被问责，更不希望还有其他力量去组织和动员人民。社会的自发和自治对统治来说是最危险的。女权主义的活动并未强大到能动摇政府统治，而且它也没有明确的政治议程，即，它不把反政府作为自己的目标。
但是，是不是被认为反政府，这也不是由我们决定的。2015年3月初的“女权五姐妹”案件虽然有一定偶然性，但是，其实是必然发生的一次冲撞。我同意王政老师的观点：这一案件对中国的女权运动将产生深远的影响。中国政府撕下了社会主义的男女平等的面纱，而女权主义也不得不面临被政治化的命运。国家与妇女运动的关系，容不得多少暧昧含糊了。
“女权五姐妹”的获释绝不是结束。整个女权行动主义的活动空间被大大压缩，在恐惧与迷茫之中。停止了街头活动，有些讲座、研讨会也被叫停。有些参与者退出了运动，很多人不再敢加入NGO。中国的女权行动主义看似由盛而衰。
这让我们体会到国家是如此的强大，而我们的力量还太弱小。另外，我们的组织和人还缺少资本和资源，来度过这一段困难。
但另一方面，中国的泛女权主义却在继续兴旺，几乎不受影响。因为很多人甚至不知道发生这个案子。所以她们继续在网上热烈地讨论着一切与性别歧视有关的问题。敢于自称女权主义者的比以往什么时候都多，而且非常年轻，还有初中生。这在以往是不可想象的。她们在互联网上集体声讨的力量足以让男性名人和明星羞愧。
我们的政府是很强大，但它并不能窒息一切声音。社会还在努力斗争，许多女人已经在觉醒，要让她们重新装睡没那么容易。但是，当社会进步，代价却是先行者的牺牲甚至被遗忘，又要重演这样的故事吗？
我坚信我们的社会，妇女运动，仍然需要核心的行动主义者，否则，辩论也只是泡沫。人们需要身体性的行动，弄脏自己的手，走向最前沿，最危险的那一线，才能去令社会进步。
这就是我们创意中国女权行动展的目的。我们想以记录和呈现，表扬这些人在过去几年所付出和所成就的，这是她们应得的光荣。我们也想提供中国的案例，贡献于全世界的社会运动行动库。我们也是为了彰显行动主义的合法性，以此作为斗争，支持中国国内妇女运动的空间的恢复。当然，也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在中国发生了什么。我必须说，在中国发生的人权迫害不仅是中国人的危险，在世界上也应该引起足够的警觉。但另一方面，在黑暗中，最重要的是，人们始终在斗争。
至于临界点，我想说的是，我猜中了开头，但没有猜中结尾——因为这一切我们都未曾在中国经历过。我再次意识到，没有局部正义可言，女权运动的临界点不可能只是它自己的临界点，而必然是整个社会变革的一部分。而女权主义也必然是一种政治性的选择。所以，从“女权五姐妹案”开始，我们又进入了新的Come out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