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取主流与保持另类——反观女权行动传播策略
2011年4月，在一次持续了几个小时的QQ群热烈讨论之后，新浪微博账号“女权之声”定名，事后有人说，这是一次女权主义的Come out（出柜，原指性少数者公开身份）—在“女权主义”一词远未被广泛接受之时，在社群的推动下，一个民间妇女组织终于公开以这个词来标识自己。粉丝们并未被吓走，由此发展起中国社交媒体上最有影响力的女权主义动员和传播阵地。编辑写道：“一个更广泛的女权主义行动社群正在连接，中国妇女运动的新未来或许就在其中生成，或许那将是与‘小圈子’大不相同的生态。”
这是一则预言，但当时并没有人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
（一）
2012年2月14日近中午，三名身穿带血婚纱，扮成“受伤的新娘”的女生呼喊着“反对家庭暴力”，在众目睽睽之下走过具有文化、商业、政治三重中心象征意义的北京前门大街。这是所谓“青年女权行动派”的第一次公开亮相，虽然这个词当时尚未出现。它并非某一组织或某些人的专属称呼，更像是一个可自发认同的立场共识：公开的女权主义；青年主体；直接行动取向，以及在这三点背后的策略：通过公开传播实现有效倡导。
2012年2月19日，广州越秀公园短暂上演“占领男厕所”，是女权行动派第一次成为大众传播焦点，一周之后，北京德胜门外再次“占领男厕所”。如今，“占领男厕所”已经被普通公众用为“女权主义”的代名词，它开启了女权行动派的大众媒体传播路线：按照“新闻规律”来制造事件，以媒体感兴趣的人和手法带出议题和诉求，以获得报道和广泛知晓为成就，期待进而形成舆论，带动政策改变。其背后的预判是：第一，大众媒体是中国公共议程的主要设定者，妇女议题需要通过大众媒体确认重要性和争取公共化；第二；“在政府面前代表民意”的大众媒体，能够以舆论引起决策者及其代理的注意甚至制造压力，从而促使甚至敦促其回应。
（二）
2012年6月下旬针对上海地铁二号线官方微博不当言论的一次线上杯葛，以及二号线内“我可以骚你不可以扰”的行为艺术，则是一次在线女权主义的显著实践。微博“上海地铁二运”“穿成这样不被骚扰才怪”的轻浮责备，引爆女性网友压抑的不满，加上几个女权公共或个人账号的有意协作，演变成一场大规模在线讨论，诸多主题性的经验陈述和论证被Po出，证明性骚扰并非受害者的问题。6月24日在地铁内亮出“我可以骚你不能扰”口号的志愿者第一时间将照片发上微博，随后是大量转发，以及大众媒体的诸多评论。这一事件证明了社交媒体作为女权行动策源地的潜力——不经过大众媒体的直接发布，具有未经过滤的更尖锐的冲击力，由此产生的震荡，召唤出远近同盟者，她们不再是被教育者、被动员者，而是在即时互动中共同提高觉悟和协力的主动参与者，并且会在一次次集结的锻炼中不断进步。网络传播和大众媒体的兼用，成为女权传播的通用方案。
“占领男厕所”和“我可以骚你不可以扰”的共同之处，是事件化操作。新闻的定义就是“最近发生的事”，没有特定人在特定时空中的行为，想成为新闻是非常困难的，无名者的观点不会被传播，除非观点附着于事件。以“新闻价值”的潜在标准检查，事件成为新闻还需要满足一些条件，例如：当事人来自被认为值得关注的群体，而非被禁忌和忽略的边缘或污名群体（作者注：关于这一点的进一步思考见后）；有清晰与聚焦的诉求，而一定程度却不过分的争议性可以加分；符合“五个W”消息模式的一次性动作，动作编排及场景布置的可视化也会增加报道机会。
但是，如果把这些焦点事件的传播，只理解为“搞事”成功，是一种误会。“搞事”的目的绝不是暂时吸引眼球，而是在让主张走出小圈子，为更多人知晓之后，激起讨论甚至争论，创造公共辩论空间，让女权议题进入公共议程，以及进一步从公共议程进入政策议程。事件本身并非凭空出世，而是以已有论述为基础设计，例如就厕所性别比和公共场所性骚扰，已经有过许多研究和倡议的共识。事件之后，还需要接续更多有意识的倡导活动，引导议题从辩论进入倡导管道，例如，就增加女厕比例给各种责任者的建议，两年多来一直在继续，这才推动了一些城市公厕性别比例标准的改变，以及一些师范大学的实际调整动作。
（三）
以上两个2012年的案例，开启了针对不同议题在不同地方发起的诸多行动，以一个个鲜明口号为线索，中国的民间女权行动者创造出一个个历史性的时刻，“历史性”这个溢美的形容词，首先所指的是，这些行动在不断刷新本土女权主义行动的创意边界，新的主张、新的思辨，经常带来惊喜；其次是，公众对女权诉求的知晓已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提高和扩展，中国女权主义被谥为“小圈子自娱自乐”的年代已经结束，在社会运动的愿景下，在越来越广泛的连结中，至少已经上路；第三，比以往强有力的问责，正在为妇女生存带来比想象中更快的变化，例如就业性别歧视的顽疾，通过一系列的举报、投诉，终于打开了司法解决的通道；又如，在2012年8月被披露的高校招生分性别划线现象，通过多手法的跟进，到2013年5月，就取得了教育部明示除三类专业外高校不得再设招生性别比的阶段性胜利。
（四）
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定位传播的价值？从NGO的角度看，传播只是一种选择，是否开展和重视，要视组织及运动的战略而定。然而另一方面，低调未必算得上美德，特别是对倡导性组织来说，所谓的对外低调，可能意味着过于倚重与决策者的内线协商，这种单一路径未必可靠，且没有扩大公众参与的可持续收益。而结合传播与倡导，将一切公开化，则能借公众的知情、监督和参与，提升资本，潜在地调整决策中的权力关系，这“让无力者有力”的赋权过程，不仅能推动具体倡导目标的实现，亦同时在培育公民社会的土壤。
中国女权传播的特点之一，是不囿于NGO组织体系，而是通过各种开放的线上线下互动，以女权主义的旗帜召集各方潜力群体。女权主义的优势是，能以批判正义和解析生活现实的思想力吸引追随者，特别是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女性；缺点同样来自其总在质疑的立场以及其思想深度，有时令人有莫衷一是之感，甚至背着被睥睨的包袱。因此，似乎它很难改变拒斥者，只能让追随者们更紧密和逐渐扩大。以“女权之声”为例，至今仍只有三万多微博粉丝，而其评论数量却远较同样级别的账号为多，反映出如今女权同盟者的特点：人数少，认同高。或许这也是社会运动的中国特色之一：无法组织起大批人，而是由少数最勇敢者发起效应，如一滴水溅入看似平静的热油锅。
（五）
将传播作为策略，意味着贯穿工作始终的重视，其中的“发微博”、“设计活动”、“写新闻稿”，则充满细节技术，草根组织在这方面的专业能力，很难指望从商业公司或大型组织得到借鉴，只能靠自己去揣摩和积累经验。所谓“新闻规律”，特点就是可说不可见，虽然总是在不断试图总结，但没有人能预先掌握所有的传播路线图，传播永远有不可预测的成分。在“我可以骚你不可以扰”轰动之后，曾有所谓网络操手，声称此活动由其一手制造，有一家杂志信以为真，然而，谁能自信地控制如此超大规模的传播？这只能是谎言。也有一些女权倡导活动，苦心经营却无甚回响，另一些则在当时效果平平，却随着时间推移获得越来越多的承认，例如“受伤的新娘”，当时并没有能登上北京地区的纸媒，只有几个门户网站发表新闻图集，然而经过在不同地方的多次复制，“新娘”形象显示出成为青年一代反对对妇女暴力经典表演的潜力。
将传播与倡导的目标定为“可见的变化”，并不等于将目标局限于一时的能见度或取得政府回应——瞄准如果太功利，那么传播中应守的伦理就可能被忽视，即使是轻微程度的操弄民意，都意味着对公民社会价值的偏离；以及，就女权主义作为另类批判实践的意义而言，不可能甚至不应该指望它立即被全部买单。2012年年底，为彰显女性身体自主而在微博发起的“裸照反家暴”活动，虽然为参与者们带来深刻体验，却被批评为没有向大众充分阐释裸体与反暴力的联系，获得支持有限。2013年9月到2014年3月，“美丽的女权徒步”持续近半年，苦行的付出与传播效应相比，差距甚大，如有的观察者所说，无论活动持续多久，媒体关注最多只能有一次。文化的深耕改造，个人政治的激进探索，与大众传播的框架未必相容，还要不要做？如果答案是要，就不能将眼光落在当下。
（六）
传播永远有风险，甚至可能遭遇险恶与牺牲，走出自我边缘化，也就意味着女权主义走出了被认为“无足轻重”之时所拥有的安全空间。2013年6月女权倡导者叶海燕在海南亮出“校长，开房找我”，对促进万宁校长性侵小学生案的解决功不可没，然而代价却是她个人所遭遇的一连串莫名惩罚。2013年11月北京外国语大学“北外性别行动小组”发布“我的阴道说”真人图说、公然宣扬女性性自主权，引爆网上铺天盖地的言语围剿。这一事件显示，对女权主义者来说，面向公众仍然在相当程度上是投身于险境，大众传播所设置的议程可能暗含陷阱，信息扩散中争议的走向不可为当事人主导，也不可能人为叫停，能做的，仍然只是坚持发出自己的声音，同时接受误解甚至攻击，当作一种自我磨炼。
今天，新闻工作者的专业理想似乎正在降低调门，社交媒体也不再对“改变中国”自信满满，在这种局势下，2014年，女权主义者还能再掀什么波澜？长远来看，这拨人既不甘做无声的被决定者和围观者，也不可能成为聚光灯下的意见领袖，其自我定位有争取主流和保持另类之间的张力，社会位置则不仅取决于其勇气和能力。没有回头路，也停不下来，只能越走越远，而且没有人能完全看清一切，这就是在路上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