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公眾反暴力意識

——從李陽家庭暴力事件說起

吕频 2011年11月

大陸民間婦女組織在介入家庭暴力議題之初,就意識到提高公眾意識的必要性,這方面的工作,也被認為是大陸民間的反暴力行動最有成就的部分之一。今天,公眾對暴力的態度現狀到底如何,無法做出全面的定論,本文僅以2011年下半年一起影響廣泛的典型個案——“瘋狂英語”創始人李陽家庭暴力事件為例,以作者作為公民記者和媒體觀察者的追蹤為據,做出一些或許不免個人視角的分析,並希望由此個案引出對下一步反暴力意識提升工作的探討。

意識現狀:共識中有歧義

李陽這位英語培訓公司老板、全國知名的“成功人士”的家庭暴力,於2011年9月2日被妻子KIM在新浪微博以圖片證據揭發,9月4日被網友鎖定。沉默數日後,李陽一方面承認和道歉,另一方面,開始以當“反面教材”名義行走於大眾媒體,自辯及反攻。而KIM一直堅持主要通過微博發聲,僅通過個別對她友好的渠道,包括民間婦女組織創造的機會對大眾媒體說話。

李陽事件因其廣泛知曉度,而成了一個反映公眾對暴力態度的窗口。中國網民數量預計在年底達到5億,而新浪微博用戶數在11月已經達到2億,對許多普通公眾特別是年輕人來說,微博已經成為獲取資訊、發表觀點及互動交流的首選平臺,而且,在這個平臺上自主發布的內容,比大眾媒體更直接更尖銳,微博輿論與大眾媒體的互動,有時相互應和,有時互為抵忤。就了解公眾態度而言,微博幾乎已經成為一個最好的渠道。

不過,如何對微博內容量化監測,是一個問題。KIM的微博粉絲原本只有一百多人,在12月4日已經達到近7萬人,而李陽公司的官方賬號粉絲,有90萬人。假設在這兩個賬號下發表的評論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公眾對此事件乃至家庭暴力問題的態度,但數以萬計的評論是很難統計的。所以,在此確實只能提出一些概括印象式的描述。

總的來說,絕大多數網友是明確反對家庭暴力、譴責施暴者的,這無疑令人欣慰。盡管李陽多次試圖通過大眾媒體扭轉輿論,但實際效果來看,應該說是適得其反,一些網友因看清他的真面目而表現出更強烈的反感態度。另一方面,KIM可以說是一直處於“互聯網上好心的輿論”的圍繞之中,這種支持對她、對所有家庭暴力受害者來說,都是十分重要。

但是,在反對家庭暴力已經成為主流觀念的同時,在不公然悖逆這種新主流的前提下,仍然可以看到一些反制性的,或者混淆及淡化性的觀點出現。如果說李陽是有意采用了類似的反制手法——邊表現懺悔邊自我張目的話,那麼,對許多網友來說,這更像是不自覺地在維護不願被反暴力觀念清洗的那部分內心。這一類的表達,有為施暴找理由、強調雙方皆有責任、以個性沖動解釋暴力、反對受害者將事件公開化等。這些實質與李陽遙相應和的觀點,都有一個指向,既以維護家庭關系為重,而含糊暴力是非。這些觀點其實仍是“清官難斷家務事”、“各打五十大板”的舊觀點的翻版,只是,現在會使用這樣的句式:“打人肯定是不對的,但是……”。

而在支持KIM的網友中間,則可以看到兩種非常正義的、痛切的表達,其一是:有責任感的男人不打女人。這種男強女弱話語背後,是發言者沒有意識到支配性男性氣概與暴力的關系;其二是:受害者應該盡快離婚。這種哀其不幸怒其不爭式的強求,與責備受害者只有一步之遙。

當事人的示範:同盟傳播

那麼,如何回應所有這種種的觀點?KIM作為當事人做出了非常好的示範。她在微博上基本不回複和直接評論他人的觀點,這就避免了幫助反對者傳播或陷入糾纏的風險,但對一些誤解,以證據做出有力而間接的反駁。她任反對者自生自滅,同時不斷對支持者表示感謝,鼓勵她們繼續圍繞在她周圍。同時,她坦誠地披露自己的思想過程,也展示與女兒在一起的家庭生活,塑造出真實可親而令人同情的母親形象。此外,不得不說,當她談到自己對暴力的一些體會時,表現出了非常令人敬佩的思想深度。所以,她是在微博經營了一個持續的同盟,並通過自己的形象展現爭取到了更多支持者。當她走出離婚這一步時,對她的譴責就很難再說出口了。

在微博之外,KIM同樣采取同盟策略,只接受她所信任的媒體訪問,與民間婦女組織建立聯系,並參加她們的公開活動。這些機會讓她可以不受傷害地、充分地表達自己。

KIM不可能鋪天蓋地地宣傳或雇傭“水軍”,作為三個孩子的母親也沒有精力去周旋那麼多大眾媒體。但她所取得的傳播效果卻相當好。反對暴力、支持受害者、絕不容忍等理念,由KIM通過她的親曆者視角擴散出去,更有說服力。

雖然甚至不是中國人,KIM卻以她的勇敢、正義和智慧,成了當之無愧的中國反暴力代言人和宣傳家。2002年的電視系列劇《不要和陌生人說話》 是一次反暴力的啟蒙教育,KIM對提高中國公眾反暴力意識的貢獻,或許同樣是曆史性的。

從現在出發:策略的堅持與警惕

現在,我們的意識提高工作正處在哪個階段,我們可以怎麼做?這一事件提供了一些很有價值的啟發。

在推動形成反暴力共識方面,人權理念比社會性別理念更有效,這一個案就是證明。“不管怎樣打人是不對的”,人們很容易同意這一點,甚至已經不得不同意,包括施暴者自己。但同時,在認識暴力的根源、識別暴力與傳統性別觀念之間的關系、支持及賦權受害者方面,具備性別敏感的理解還遠遠沒有普及,而深層的阻抗可能會是相當強的,特別是對男性而言。所以,需要認識到,未來的意識提高任務是相當艱巨的。

個案是最好的宣傳時機,受害者就是最好的宣傳家。通過KIM之口,許多人第一次知道了中國應該推進反家庭暴力專門法。對一些大眾媒體及主流男性“成功”價值觀也有了更多抵制和反思,很多人也在追問,為什麼對施暴者沒有有效的懲治措施。民間婦女組織以往采取了許多宣傳手法,但沒有焦點的宣傳容易空泛、被忽略,已經引起廣泛關注的個案,可以成為非常好的教育時機,但需要及時捕捉和跟進。當此案發生,紅楓婦女心理咨詢服務中心和反家暴網絡等民間組織都積極跟進,顯示出運用個案的敏感性。運用個案不能僅體現為就個案說話,需要有配合的實體行動才容易獲得傳播。與受害者一起工作非常重要,而在這背後,當事人自決、以受害者為中心、尊重主體性……等原則的具體運用,都還需要在實踐中繼續思考。

家庭和諧的主流觀點,有時可以為反暴力教育及傳播可以策略性借用,但同時應該警惕此種主流觀點中的迷思成分,甚至是對受害者的壓迫。雖然受害者往往希望在終結暴力的同時仍然維持家庭,但對其他人來說,持家庭為重的態度,卻可能妨礙受害者發揮出擺脫暴力的勇氣。社會常對離婚婦女、單親家庭在同情中為之憂慮,其實仍是希望圈禁婦女在主流家庭模式中,打壓她們的獨立選擇。在主張男性應該承擔家庭責任的同時,又要避免變相為對“大男人”、“男子漢”的召喚。如此種種,可以說陷阱多多,社會工作正在中國普及,然而其介入的動力卻可能從保護人權變成“挽救破碎家庭”。或許有必要明確,反對家庭暴力,與維護家庭和諧不是等於關系,婦女有權在主流家庭模式內外自主選擇,甚至,叛逆性的選擇更有張力。但是,這種立場,在目前情況下或許又可能令主流人群敬而遠之,其間的分寸,仍然需要斟酌。

KIM的同盟傳播策略提醒了,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需要考慮工作手法的效益。而這首先應該從識別工作對象開始——誰更有加盟潛力,誰潛力較弱,誰可能帶來風險,需要暫時冷處理?由此產生不同的針對性設計。在這裏,排序斟酌的首要因素,未必是誰對暴力議題具有最大的影響力,而是誰更可能成為同盟軍。如果同盟首先是在公眾而不是權力者中的話,那麼,這樣的結盟將同時是公民社會成長的收獲。年輕人、婦女、學生,如果就目前情況下可以識別出這樣一些最具潛力的人群的話,相應的意識提升設計就需要回應到他們的具體生活情境中。至於男性,中國目前還基本沒有真正以男性為主體的反暴力活動,男性參與活動一般仍是男女混合參與的,男性參與理念在中國應該如何實踐,從而既不引起男性抗拒,也不導致男性優待,或許仍需要思考,甚至,意識提高活動在名義上是否需要分性別,都仍是一個疑問。

雖然KIM表現滿分,但李陽家暴事件之所以如此轟動,起因卻不在她,而在所謂名人效應。“哪個名人沒有緋聞?”一位支持李陽的女學生在電視節目中這樣說。大眾媒體將家庭暴力作為名人“緋聞”、“醜聞”報道,對反暴力工作來說是雙刃劍,在凸顯個案情節的同時,暴力的普遍性可能被遮蔽,面對新聞奇觀,人們很容易置身事外,而意識不到自己也可能是潛在的施暴者或受害者,有在性別不平等結構中的特定位置。為了讓普通人在名人事件中共情,反家暴網絡傳播KIM第一人稱的言論、在11月25日舉辦的“傾聽她、支持她”活動中讓她與大學生直接對話,都是有益的嘗試,但仍然是初步的。

每年的反暴力“十六日”期間,一些社區和學校會組織相關的活動,組織者可能是政府、婦聯,也可能是學生社團或民間組織。這些活動的影響力和覆蓋面還遠遠不夠,更值得反思的是,活動到底帶來了多少深層的改變,從個人層面到制度層面。特別是由婦聯或政府主導的活動,個人認為要警惕形式主義作風。今年,女聲提出了在“十六日”期間組織反暴力小組活動的倡議,想法是,希望從大規模的、造聲勢的活動,轉向深耕每一個個人的內心,從個體經驗的回觀和澄清開始生成反對暴力的行動力。當然這或許仍是一種假設,或許,不同的工作方式應該兼備協調,可見的規模和內在的質量同樣重要。

最後,與大眾媒體的辯論仍然需要繼續,替代性媒體的空間也需要開拓。針對李陽事件中的媒體表現,十家婦女組織聯合發出了“為誰追問如何擔當”的致媒體公開信,在肯定媒體貢獻之餘,以友好態度警示一些問題並發出共同合作改善報道的信號,這種表態無疑是重要的。要促進大眾媒體的反暴力意識提升,需要樹立民間婦女組織自身的媒體專業性,進入新聞生產的細節中識別分析問題,簡單地指點和批評肯定是無濟於事的。因此,跟蹤和監測媒體及輿論,應該成為反暴力工作中必備的一部分。但如前文所展現的,大眾媒體早已經不能完全控制公眾觀念,這恰恰提供了替代性媒體的發展機會,在互聯網上的傳播,同樣需要專業性,也需要大量的持續投入,並以創新思想帶動,總的來說,民間婦女組織在新媒體、社會媒體上的能見度是相當低的,這方面的經營還大有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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